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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第一，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
第二，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来看，最根本的是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第二，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就需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不过，所有这些选择的实现都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予以保障。
扩展资料：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但深究这个概念，可以发现其缺乏严谨的理论论证，存在不少“逻辑陷阱”：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等。
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并没有经济学方法论支撑，因而相当片面。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标准往往是与美国对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这样的对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产出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是“历史陷阱”。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许多发展中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弯路。因此，不能过早地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目前，有的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低增长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如何营造有利于平稳健康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才是更有意义的讨论话题。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中等收入陷阱
人民网-中国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面临的三大陷阱是什么?
1、修昔底德陷阱
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是美国的全球霸权遭遇到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必然表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美国离不开中国，因为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垄断资本必须依靠吸收全球剩余价值才能生存，而具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全球剩余价值的一大源泉。
正因如此，美国希望将中国永远固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通过其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中国的发展，同时迫使中国永远接受美元霸权的盘剥，永远受到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严格限制。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2、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后发展国家特有的经济发展现象，即经过一段高速发展，收入水平达到国际中等或中下等水平之后，经济发展潜力逐步丧失，从而陷入生态危机、经济停滞、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之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表现形态。
3、话语权陷阱
这是在政治领域与思想文化领域我国面临着的严峻挑战。话语陷阱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所谓“普世价值”，用“把世界概念化”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得到的个体价值观，上升为源于天生的“人类本性”，而这个“本性”则被认为来自于某种宇宙的“普遍法则”。
由此产生的所谓“普世价值”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凌驾于一切社会和一切人之上。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党合法性的重要体现是让经济发展，工资福利能够改善，群众和党形成了“有福同享”的机制。但是经济发展不可能是永动机，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速如果慢下来，我们就要在政治发展中解决与群众既“有福同享”，也“有难同当”的问题。
这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将来会不会演变成政治陷阱。另外中等收入陷阱还带来一个问题，与以前二三十年相比，社会流动将呈现回落趋势，换言之未来年轻一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可能机会会比较少。
要破解这个问题，就必须破除“特权”对各种机会的垄断。现在中国社会和欧美社会相比，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国社会身份不平等问题比较突出，出现了所谓“体制内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系列难题。
以上内容参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聚焦】专家：中国应警惕三大发展陷阱
以上内容参考中国文明网-“三大陷阱”：中国面临的新的历史性挑战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中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并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第二,要以提升产业结构为突破口,构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第三,要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第四,要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第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总之,进入中等收入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的风险,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许多选择，“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
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是切实提高中等收入水平，增加货物供给，使人民群众获得更大的幸福感，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同时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一方面重点破除阻碍不同收入群体流动的障碍，一方面加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务政策促进经济社会顺利发展。
中国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当前的热门话题之一。2012年以来，中国GDP增速逐年下滑，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靠是什么？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当一国人均GDP迈过3000美元之后，如果不能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及时转换，有可能长期停滞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如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和秘鲁等，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持续增长，长驱直入进入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
一般来说，可以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第二个阶段是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的阶段。在要素驱动阶段，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基本作用，人们有钱就进行生产性投资，有强烈的工作意愿，提供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能被激发出来。只要宏观经济和政局稳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大多能摆脱“贫困陷阱”。这些基本条件比较容易满足，所以大部分国家能够达到中等收入。
在效率驱动阶段，不仅需要调动要素所有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时还要对生产性要素进行长期投资，以提高要素质量。实现这种结果的前提是，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要极大地调动起来。在创新驱动阶段，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来自创新活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活力。美国、日本和欧盟许多国家目前都处于这个阶段。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正处在效率驱动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才能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否则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哪些因素可能让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经常被强调的是，中国面临各种各样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消费不足、劳动收入占比太低、收入差距大、工业比重过高、投资比例过大、对外依存度过高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都很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弄清楚，哪些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是问题之源，哪些是表象性的，是问题之果，哪些问题是可以调整的，哪些是无法调整的。比如，中国目前储蓄率太高，但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储蓄率也非常高，等到经济增长率降下来之后，储蓄率自然也降低了。所以，高储蓄是伴随高速经济增长而产生的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中国即使想调也调不下来，而等经济增长放缓之后，想提高储蓄率反倒是很困难的。
现在人们非常关心四个问题，都与中国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密切相关。一是政府规模问题。政府规模应该适度，政府规模过大会对经济增长起反向作用。近几年中国政府规模增长很快，行政管理费用尤其增长迅猛。考虑到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和各种收费，广义的政府税费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很高水平，而且政府支出结构也有诸多问题。二是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比照国际标准，贫富差距的确较大，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第三，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的人均教育水平在国际范围内算是较高的，反映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第四，如果以预期寿命作为国民健康的衡量指标，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步入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要加强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是指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影响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通俗地说，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社会流动性高，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占比低和收入分配不均，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静态的不平等，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有可能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
中国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至5000美元后，人均收入增长长期陷入停滞，而迟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现象。一般认为，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智利可能是个例外）、东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东欧一些转轨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增长，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是持续增长而转变为发达国家，还是会步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后尘而迷失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问题。
一国经济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即当一国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后，该国能否继续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用生产函数的框架来分析这一问题。一个典型的生产函数是指，一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主要由资本、劳动力与全要素生产率这三大因素决定，其中劳动力又分为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素质（即人力资本）。
用这个框架来分析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几大传统动力：首先，在资本方面，中国的高储蓄率支撑了投资率的不断上升，而人均资本存量的上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其次，在劳动力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内享受了双重的人口红利，一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少年人抚养比率的下降以及劳动力占总人口比率的上升，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双重人口红利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与全球化红利一起塑造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再次，中国经济在如下两个层次上享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其一，过去30年的每个十年间，中国都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包括19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90年代的小平南巡以及2000年代的中国入世，这三次制度变革均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上升；其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在科技方面可以享受所谓的后发优势，即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国科学技术而实现本国科技水平的上升。
然而，过去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都呈现出衰竭之势。这也是为什么市场担忧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首先，从资本因素来看，一方面，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已经接近50%，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且中国目前很多制造业部门与局部地区的基础设施部门都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继续扩大投资的潜力不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会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从而难以继续为高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其次，从劳动力因素来看，计划生育的正面效应正让位于负面效应，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加速老化。此外，富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开始面临供给端约束；再次，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其一，随着经济改革从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演进，重大制度变革越来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要取得进展非常困难；其二，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科技方面能够享受的后发优势已经相当有限，且发达国家已经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频繁向中国发难。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中国经济传统增长动力日益衰竭之势，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进而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笔者还是试图从生产函数框架来寻找对策。
首先，从资本层面来看，尽管中国的投资率已经相当之高，然而在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方面，中国还至少有两方面潜力可挖。一方面，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制造业过度发展、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通过调整激励机制来刺激服务业投资的发展，不但有助于缓解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而且有助于提高居民部门的相对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很大一部分投资是由国有企业完成的。一般来讲，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通常低于民营企业。因此，通过降低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向民营企业提供更多市场化的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民营企业投资比重来提高整体投资收益率。更进一步讲，考虑到目前很多高利润率的服务业部门都处于国有企业垄断之下，因此，提高中国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打破国有企业对特定服务业部门的垄断，真正向民营企业开放这些部门。
其次，从劳动力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应从延缓劳动力数量下降与提高劳动力素质两方面下功夫。在延缓劳动力数量下降方面，中国政府应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也可以通过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等方式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提高劳动力素质意味着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完善中国教育体系，尤其是应该重视职业教育与在职培训体系的发展。为了激励中国居民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即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收益率），中国政府一方面应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另一方面应该取消户籍制度限制，并通过各种措施努力降低个人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难度。
再次，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中国政府至少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构建中国的创新体系，提高中国居民与企业的创新能力：第一，中国政府应努力提高研究开发支出在GDP中所占比率；第二，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国内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增强个人与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动力；第三，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发展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大力发展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产权交易市场、创业板市场、中小板市场、主板市场在内的一系列直接融资体系，为国内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市场化融资支持；第四，中国政府应保持与扩大对外开放，努力从国外引入新的科学技术，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来增强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